
曾恒亮
首席执行官 第4 代
曾恒亮把自己关在家族咖啡厂里将近一年,一批接一批地品鉴,直到咖啡因把他喝到身体告警——他管那叫“咖啡中毒”。好不容易做出来的配方,却被八百家茶餐室里七百多家拒绝了。这位第四代传人没有退回那个运转了七十五年的批发模式——在新冠疫情到来前几周,他开出了自己的第一家概念店,押注的是另一群全新的顾客。
渔夫之孙,为了一杯咖啡喝到病倒
将近一年,曾恒亮(Jonathan Chan)把自己锁在家族的咖啡厂里,一批接一批地品鉴。黑咖啡喝了一批又一批,追着一种他还叫不出名字的味道,直到喝到身体告警——他管那叫“咖啡中毒”。那款好不容易做出来的配方,最终遭到他亲手送去的七百多个人的拒绝。
“人们说富不过三代——但这不过是时代的问题。”
把遗产当问题来解的继承人 #
曾恒亮是曾家第四代,接手的是曾祖父从一辆自行车开始的咖啡生意。按那句家族都听过的话——“富不过三代”——他才是那个本该把生意败光的人。偏偏在他手里,这家八十年的老厂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广为人知。这场逆转,源于一个在舒适家业里极少有继承人愿意做的选择:曾恒亮把继承来的东西当成了一道待解的题,而不是一个要守住的位置。
问题不是生意不好做。问题是它正在把一件没有未来的事做得很成功。新文记六十年卖一种产品——Kopi-O——静静地供给槟城的茶餐室,利润稳定,商标缺席,装在无名的袋子里。曾恒亮的不安,也是他的洞见:一门生意可以同时活着又走到了尽头。他后来对一位华文媒体记者说:“从生意角度来看,它是一门非常成功的生意,同时也是一门失败的生意。”为了这个判断,他付出了将近一年的健康、一次公开的难堪,还要和背后三代人做一场漫长的谈判。
渔夫、自行车与不欠债的家规 #
曾恒亮继承的,都是些求活的人,不是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创业家。曾祖父曾国党(Chan Kok Tong)1940年从中国福建南安(南安)来到槟城,在市场卖鱼,一天卖不出几条,才发现咖啡走得更快。1944年起他亲手烘豆,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送新鲜咖啡粉——那辆自行车,后来被曾恒亮搬进了第一家概念店,放在店里让人看。
祖父曾华川(Chan Hua Chuan)把走街串巷的路线变成了工厂,把供货的茶餐室网络拓宽到了全岛。父亲曾台霖(Chan They Lin)把工厂守成了一条纪律,外化为一条铁律:一种产品,绝对不借钱。“我们做生意一向比较保守,”曾台霖后来说,“向来只用内部资金。”这个哲学把家族安全地渡过了三代,也把生意的可能性锁在了一个边界里。儿子后来相信,正是因为这条规矩,生意才停止了成长。
曾恒亮去了吉隆坡的协合大学(Help University),可以留在那里——有职业,有城市,和那些烘焙鼓保持着舒适的距离。他还是回来了,2016年。回来之后,他没有急着改变任何东西。用两年时间走遍工厂每一个岗位:烘焙、研磨、账本、送货路线。等到他把父辈守护的生意摸透了,他才开始,小心翼翼地,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重新审视。这一个细节,说的是他很多东西——在打破家规之前,他先确认自己赢得了打破它的资格。
那两年还做了另一件事。它让曾恒亮知道了什么值得留下。外来的改革者往往因为分不清好坏而一起推倒;曾恒亮在300°C的烘焙鼓旁站了足够久,才明白那道工序——猪油、焦糖裹豆、不停手搅动——不是一个该被现代化淘汰的低效环节,而是唯一一件没有竞争对手能复制的东西。改变生意时,他改了几乎所有其他的部分,但把这个留下来了。那两年的学徒期,不是恭顺,是侦察。
执念的一年,与七百次拒绝 #
真正的第一次突破发生在2018年:公司更名SBK Coffee Group,推出七十四年来首款包装产品——一款15克Kopi-O咖啡包,小事一桩,却是家族第一次把名字印上一个消费者可以从货架上拿起来的东西。2019年1月他出任CEO,迈出了父亲从未走过的那步:贷下家族的第一笔银行贷款。对于一家身份建立在“不欠任何人”之上的公司,这不只是财务决定,是代际宣告,家里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一点。
然后是那款差点毁掉他健康的产品。从2018年到2019年,曾恒亮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和工厂里,追着一款精品配方——皇家黑咖啡(Royal Black Coffee),南洋罗布斯塔与阿拉比卡四种豆子,他想要的是“市场上找不到的那种味道”。他烘了又尝,一百公斤接着一百公斤,日复一日,最终被咖啡因喝到了身体的极限。他出来的时候,确信自己做出了了不起的东西,也确信它将是家族生意的未来。
他把咖啡带去了最信任自己判断力的人那里:家族供货数十年的八百家茶餐室老板。七百多家说了不。每公斤RM40,是他们惯用价格的将近三倍,根本无法转嫁给按固定价格喝Kopi-O的老顾客。那次拒绝落在了不止一款产品上。曾恒亮拿健康、第一笔债务、以及整整一年的信念押注了这个配方——而这一切,是在祖父那一代还在场、还在看着的情况下发生的。那个问题不只是商业的,是人的:这个受了现代教育、带着新想法的继承人,是不是彻头彻尾地错了?
撤退本来是他人生中最容易做的一件事。批发模式还在跑;茶餐室依然会买那个便宜的Kopi-O;家族恰恰因为不冒这种险才熬过了三代。退场的代价不过是一款新产品和一点面子,还能顺手证明父亲的谨慎是对的。那股推着他原路退回去的压力——退回那门从来不需要被重新发明的生意——才是真正的考验,而且完全是内部的压力,没有任何人在逼他向前。
让他留下来的,是他在废墟里逼自己做的一个区分。市场拒绝的不是咖啡,他决定——拒绝的是渠道。茶餐室没有办法把精品价格卖给冲着便宜咖啡来的顾客;这款咖啡需要不同的顾客,意味着新文记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接触他们。2020年2月,在全国封控前数周,他在工厂旁开出了第一家概念店,亲手端起那杯遭拒的配方,以每杯RM5.90卖出去。
与三代人谈判 #
开店一个月后,新冠疫情关掉了它。刚刚把家族声誉押在一家单店上的曾恒亮,答复是打包家庭冲泡套装、写出一套不需要专业咖啡师的冲泡方法。门店挺过了封控,日落洞旗舰店此后积累了超过五千名会员。但疫情从来不是最难的部分。最难的是家里。
改变一个多代人的生意,意味着在长辈还坐在同一个房间里的情况下,改变他们亲手建起来的东西。祖父那一代仍然活跃;父亲,按曾恒亮自己的说法,是一个保守的人。这之间需要的外交,曾恒亮谈起来和谈咖啡一样坦率。“你必须更有智慧地沟通,”他说过,“即便把生意和私事分开,最终你们还是一家人。”他不是在否决长辈,而是一个决定接一个决定地说服他们:正是那些曾经救了生意的规矩,如今正在威胁它——这比赢得市场难得多。
这个位置有一种特别的孤独。一个创业者失败了,只须向自己交代;一个继承人失败了,要向把东西交到他手里的人交代。曾恒亮每一个改变里都隐含着对前人选择的批评,而那些前人是他的父亲和祖父,不是他能投票否决的董事会。他不能只是对的,他必须在一种不让他爱的人难堪的方式里对。他两件事都做到了——既完成了重建,又保住了关系——这是他成就里最难从外部看见的那部分,不亚于任何一杯咖啡。
最终,父亲给了他一个保守男人所能给出的最高赞美。他叫儿子“非常有冒险精神”,并把打破的那条规矩当作证据。“在我儿子接手之后,”曾台霖说,“我们开始向银行申请营运资金来发展生意。”那个从未向银行借过一分钱的人,用他自己安静的方式,为儿子的借贷站了台。对一个家族生意而言,这句话比任何一张纪录证书都值钱。
第四代知道什么 #
纪录是后来的事——两项马来西亚纪录大全、世界首创的氮气南洋冷萃、第五家门店、加盟模式、五十家门店与出口市场的愿景。那些属于品牌的故事。曾恒亮自己的故事更小,也更经得住时间,他讲起来没有什么感伤的腔调。“人们说富不过三代,”他说,“但这不过是时代的问题。如果你在今天还用曾祖父或祖父那个时代的商业模式,是赚不到钱的。”
一个继承人能把这句话说得如此清醒,倒是少见——他在承认,敬重,过了某个点,只是另一个名字叫衰退的东西。大多数能撑过四代的家族生意,靠的是运气或惯性;新文记能到这一步,靠的是一个刻意的拒绝——拒绝让过去决定未来。曾恒亮的成就,不是他守住了家族生意,而是他拒绝让守住变成供奉。他留下了曾祖父发明的那道300°C烘焙方式,把几乎周围所有东西都换掉:单一产品、单一渠道、不欠债的规矩、做了大半辈子的隐形。那个渔夫的后代打破了“富不过三代”的魔咒——唯一的方式,就是愿意做那个去打破它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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