杉杉集团

一个名字，两家企业

对1990年代熟悉这个品牌的人来说，杉杉这个名字唤起的是西服——这并非没有道理。1989年，郑永刚接手资不抵债的国营企业宁波甬港服装厂——这家工厂三年内换了三任厂长，负债逾1000万元。他看到了前任管理者都没看到的东西：设备完好，出口经验齐全，唯独缺一个品牌、缺一个市场。他把这两样都建立了起来。同年，杉杉靠借来的钱播出“杉杉西服，不要太潇洒”——中国第一支西服品牌电视广告。需求一夜之间涌现。到1996年，杉杉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，股票代码600884——中国服装行业首家上市公司。到1998年，杉杉西服品牌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约37.4%，稳居中国第一。

大多数关于杉杉的叙述，到此为止——人们熟悉的那个品牌故事，也就此打住。接下来发生的，是顶着同一块上市公司招牌运行的另一家企业。1999年，服装业务仍赚得盆满钵满，杉杉却与鞍山热能研究院合资，一头扎进中间相碳微球（MCMB）——一种锂电池负极材料。这一注，押在郑永刚并不懂的技术上；而做出这个决定时，他真正懂的那门生意，仍在闷声赚钱。到2001年，杉杉实现MCMB量产，终结了日本企业对锂电池负极材料的垄断。到2013年，电池材料业务的营收，已在同一家公司内部反超服装业务。转型完成之日，杉杉自己的许多老客户，都还蒙在鼓里。

第二次转型来得更晚，规模也更大。2020年至2021年间，杉杉以逾50亿元人民币（约7.7亿美元）收购LG化学的液晶偏光片业务，组建杉金光电，成为这层嵌在每一块液晶屏幕内部的偏光薄膜的全球最大供应商。郑永刚在2021年的一次采访中形容这次收购“不是我主动要转型的，不是我主动要去干的，是被动让我干成的事”；同一次采访中，他在另一处谈及偏光片业务，称其为“我最后一战，我一定要做到，很自豪”。彼时他已年过六十。集团营收在2021年达到峰值207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151.9%；股价升至每股43.47元人民币的峰值；市值在2022年达到约725亿元人民币。按任何机构标准衡量，2021年的杉杉集团都是浙江省真正的产业成功范例之一——一家两度逃离大宗商品化的服装赛道、两度站上全球供应链正确一侧的企业。

论行业属性，2021年做工业材料的杉杉，与1989年做西服的杉杉，找不出第二家可比——本篇记录的是同一家上市实体的两个时代，也是同一个名字下，两家在经营层面各行其是的企业。服装业务的退出，郑永刚本人从不认为是败退，而是周期使然：“任何产业都有周期性规律，杉杉服装产业已经走过了它的周期……行业好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准备下一个周期了。”未雨绸缪，而非亡羊补牢——这正是贯穿1999年锂电押注与2020年偏光片收购的唯一一条线索。两次下注，都下在实力最盛之时，而非山穷水尽之际——这也正是为什么经营主体后来都能存续，而围在它们外面的所有权结构，却没能存续。

无人建立的机制

对接下来发生的事而言，这一切规模都无关紧要，因为终结杉杉的风险，从来都不是经营层面的风险。2023年1月12日，郑永刚主持了集团年度经济工作会议——当时看来只是一次寻常露面，事后才发现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讲话。2023年2月10日，他在日本因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，享年65岁。据他本人在2018年一次采访中所述，他一直在培养儿子郑驹接班——“儿子生在我家，就该他继承”，他当时这样说——但这份心意从未转化为一份遗嘱、一个信托，或任何正式的治理安排。他去世时，杉杉集团失去了掌舵的战略决策者，换来的是一处权力真空。

这处真空在六周内就被冲突填满。2023年3月23日，郑驹经董事会全票选举出任董事长；其母周婷公开质疑该次会议的合法性，主张以继承方式取得控制权。三天后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监管工作函，敦促妥善处理这场纠纷——一家上市公司的继承危机，已不再只是家族内部事务，而成为监管层关注的事项。到2023年5月，一起诉讼与一次股权冻结经休战协议化解：母子二人双双进入董事会，郑驹继续担任董事长。休战并未持续。2024年11月，上交所就控股股东资金占用（合计17.88亿元人民币）对公司作出处分——郑驹辞去董事长职务，周婷接任。

到2025年2月，公司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申请实质合并破产重整之时，继承纠纷与资产负债表危机，已经合二为一。两年悬而未决的控制权之争，意味着两年内都没有一位获得授权的战略决策者，去重新谈判条款、为短期到期债务再融资，或作出郑永刚任期内那种具有前瞻性的资本配置决策。2025年11月，一份由造船业财团牵头的首份重整方案，因协同效应存疑遭债权人与股东团体否决——市场用这一裁决表明，一个没有原料或供应链逻辑的非相关产业买家，无法可信地经营一门自己并不理解的材料业务。针对集团的破产重整确认债权累计达335.5亿元人民币。据集团当时披露，其126.21亿元人民币计息负债（不含上市公司部分）中，95%被划为短期债务——这是一家全部债务几乎同时到期、却已无人有权重新安排还款的公司。

这两场危机之间的区别，关乎该如何解读这场崩塌。杉杉的失败，并非因为其偏光片业务失去了竞争力——在整个重整过程中，杉金光电始终是这一产品的全球最大供应商。它的失败，在于持有偏光片业务的那个实体，无法解决谁有权代表它做出决策这一问题，且久拖不决，以至于短期债权人不再愿意等待。一处持续两年悬而未决的治理真空，对一门健康的经营业务所造成的伤害，是三十五年间任何竞争对手或市场冲击都未能造成的。

国资买下的是什么

2026年2月，安徽国资背景财团——皖维集团与海螺集团——被选定为重整投资人，具备清晰的产业逻辑：安徽皖维是PVA原料生产商，而PVA正是杉杉旗下杉金光电所产偏光薄膜的直接原料。这不是一个抄底资产的投机者，而是一个吸纳上游供应商的垂直整合型买家。此前遭否决的造船业财团，提供了资本却没有持有这项资产的合理理由；相比之下，皖维与海螺既提供资本，也提供了一门材料业务可以据以可信运营的供应链逻辑。该财团总投资达71.6亿元人民币，换取21.88%的表决权控制。2026年4月，重整方案获债权人与股东团体表决通过，并经法院裁定批准。经营主体得以存续——杉金光电继续生产偏光片，工厂继续运转——如今由安徽国资控股。

对普通债权人而言，针对335.5亿元人民币确认债权的回收率约为2.3%。对创始家族而言，结局更加惨烈：郑永刚耗费34年建立起来的控制权层股权，被稀释成经济价值几近于零的次级信托份额。郑驹本人剩余的181万股个人持股，2025年6月被单独司法强制执行清零，他在公司重整之外仅存的一点直接持股，也随之抹去。据中国媒体报道，这位本应继承家业的儿子，如今旅居日本。

存续下来的部分，同样值得细看。物理层面的企业实体——负极材料工厂、杉金光电的偏光片生产线，以及那些2001年打破日本垄断、2021年收购中胜过一家韩国企业的数十年工程积累——不需要任何公司层面的重整，照样运转如常。真正需要救助的，是坐落其上的所有权层面：控股架构、股权主张，以及那335.5亿元人民币的债务，全都堆积在一家已无人有权经营的公司头上。郑永刚打造的经营实体，韧性经受住了考验；他从未加以保护的所有权载体，却没能挺过去。

数字背后的教训

杉杉的崩塌，不是一个失败十年的故事。1989年以后，公司做出的每一个战略决策——电视广告的赌注、服装业务仍在赢利时押注锂电池、偏光片收购——事后都证明是对的，有时甚至相当惊艳：从负极材料转型到2021年营收峰值，营收翻了五倍；材料科学上胜过日本同业，收购LG化学资产的交锋中也胜过一家韩国企业。但这些经营判断，没有一项用得上那个最关键的决策：一家由创始人控制的上市工业集团，失去创始人之后，该怎么办。

郑永刚本人2018年接受一家浙江商业媒体采访时的话，精准道出了这份反讽：“我正在培养儿子接班……儿子生在我家，就该他继承。”他把这当作一个计划。它实际发挥的作用，却只是一份没有法律形式的心意——没有遗嘱，没有信托，创始人的个人权威与公司的制度延续之间，没有一道治理防火墙。2024年一项针对中国家族企业的调查发现，约68%的民营企业家没有正式遗嘱；杉杉，正是这一统计数字落在一家市值一度高达725亿元人民币的公司身上的样子。经营才干，两度打造出世界级领先企业；继承机制的缺失，不到三年就将其瓦解，把剩下的一切，交到了一个郑永刚从未选择经营的省份手中。

最后更新: 2026年7月21日